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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的刑法法规制度思考

时间:2020-10-13 18:16:39   来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2018级 张驰

 

现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接触互联网,在信息爆炸的社会,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作用,网络犯罪类型繁多、数量巨大,尤其以网络谣言为代表的网络违法行为更为突出,严重扰乱网络秩序,侵害他人权利。因此对网络谣言进行整治迫在眉睫。而在众多综合治理手段中,采用法律手段最为高效、有力。而刑法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基于其严厉性与保障性、广泛性的特点,被认为是彻底治理网络谣言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应该被引入网络空间,对网络谣言进行规制管理。这样以来我国刑法关于网络谣言的相关问题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人们的权益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对网络谣言问题进行研究:文献分析法通过查阅资料、收集相关著作、阅读文章等,在整体上对网络造谣犯罪行为及我国刑法规制网络造谣行为的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其次是规范分析法,通过阅读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以及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网络造谣行为的相关规定,研究并分析上述规范的合理、合法、实用性以及不足。

 

一,网络谣言概述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期,网络信息流量出现了爆发。每天网络上都流传着各种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据笔者所了解,在新冠肺炎刚刚爆发的初始阶段,是网络谣言出现的高发期,一些谣言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不仅对社会生活秩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而且有损政府和国家的形象,从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降低,甚至引发民众对相关政府机关的信任危机。如:@北京之声:2月22日,西城区政府的69位隔离观察者中有52位被确诊。@封面西洋镜:北京西城区金融街某通讯公司大楼发生聚集性感染。@健康龙泽:南昌进贤县人民医院有新冠肺炎确诊患者逃跑[1]。这些谣言,是微博上的用户个体为达到某种目的,利用微博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了民众恐慌,扰乱了社会秩序,导致不利于公共秩序管理的舆论迅速发酵。事后,各官方媒体迅速收集证据,澄清谣言,但是仍导致了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但是对国家以及经济、公共管理秩序造成的损害是无法挽回的,由此可以看出网络谣言的危害之巨大。

 

二,网络谣言的特征

 

谣言,在新华字典里认为,指的是没有相应事实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受众未被明确或暗示虚构的前提下,被捏造及传播的与事实不同甚至相反的言论即是谣言。而笔者认为的网络谣言,则是:利用互联网这一信息技术作为媒介,在公共平台所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者问题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而从这两个定义中可以看到,不论是谣言或是网络谣言,它们并非都是不实之事,而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所阐述的谣言特指网络上的虚假信息谣言。其特点是:

(1)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网络谣言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利用互联网作为支撑而非原始谣言中利用口耳相传进行传播,网络谣言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传到任何一个角落,时空化与数字化特征明显。

(2)行为主体具有隐蔽性: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多数采用匿名方式,网络实名制尚未完全落实,行为主体隐蔽性强。

(3)危害性大,极具煽动性、刺激性与迷惑性:网络谣言的内容多模糊,信息不明确,在害怕自己可能会成为受害者的心理暗示下,在“万无一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想影响下,使网络谣言更具有危害性、迷惑性。

(4)低成本性、追责困难性:只需要一根网线便可发布谣言,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谣言的潜在编造者与传播者。网络谣言的传播是信息裂变式传播,在这种传播方式下,要追查造谣者的真实身份并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是相当困难的。

(5)可复制性强、顽固性强、可反复出现,辟谣难度大:网络谣言极其容易修改并再次进行传播,可复制性强,稍加改变后又重新散布、传播,普通网民没有精力与能力分辨其源头与真实性,辟谣难度大。

 

三,网络谣言的现状

 

随着互联网的诞生与不断发展,网络谣言也在不断的发展,它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随着使用互联网的人数越来越多,网络谣言的受众数量也越来越多,网络谣言在数量上也呈爆发式增长。而网络谣言在用户指向的方面,也从单纯的指向特定个人,目的是为了泄欲与私愤转向了公共领域,网络谣言的内容开始涉及公共利益属性(正如疫情期间暴涨式的网络谣言)。也出现了更多的新型传播载体,如新浪微博、朋友圈、抖音等。

 

四,网络谣言的危害

 

对公民个人的危害:由于网络谣言的低成本性,只需一根网线就可以成为网络谣言的发布者,也仅需上网浏览便有可能成为网络谣言的受害者。正如上文所论述的网络谣言的危害性大,极具煽动性、刺激性与迷惑性,而我国大多数民众受文化教育程度较低、认知与分辨事物的能力不足、加之以消极的心理暗示或寻求刺激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特定个人的网络谣言,会严重损害其名誉权,给当事人带来巨大心理压力,损害当事人的人身权利。针对涉及公共利益领域的网络谣言,从公民的财产权利来讲,会对个人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与心理伤害,如“2011年全国抢盐事件,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9级大地震,大地震引起的海啸、核辐射等危机层层推进,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引起了恐慌。一条“吃碘盐可以防辐射”的谣传忽然传遍大江南北,从而引起了大面积抢购市场碘盐的行为。郭先生在2011年3月17日那天从3家商铺买下13000余斤盐,花了27000余元。抢盐潮退去后,钱打了“水漂”。[2]

造成社会动荡,损害政府公信力与扰乱社会秩序。如前文所述,在网络上编造虚假信息并进行传播,会引起民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导致不利于公共秩序管理的舆论迅速发酵,会不断摧毁社会信任体系,导致民众信任危机,从而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尤其我国现在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型阶段,网络谣言冲击社会稳定,危害公民权利,无疑不利于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综合上述危害,必须对网络谣言进行综合治理,在汲取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国所用,采用立法规范、舆论引导、公民教育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治理,而法律手段无疑是最有力、最高效的一种。

 

五,我国网络谣言刑法规制的现状与困境

 

目前,我国刑法立法在对如何规制与管控网络造谣行为这方面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管控体系。“传统刑法在网络空间中的短板现象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凸显,而相较于当前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刑法立法、司法却不能及时地予以积极应对,着实令人遗憾”[3]。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谣言犯罪行为逐渐成为侵害公民权益、扰乱公共秩序和破坏政府公信力的首要不安因素。但是针对网络犯罪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为了立法的严谨性与准确性,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准备与商讨。这也意味着立法者根据先前的网络犯罪的典型案例所总结出的措施极可能已经不能应对当前新的犯罪形式。虽然可以通过利用刑法增设罪名,去解决传统刑法打击网络谣言中所体现出的弱点,但是考量到诸多因素与经济性考量,这并不一定是最佳的途径。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保证刑法整体语义的一致性条件下,在传统刑法的罪名体系中去探索可以进行的法律解释的最大边际,不失为应对当前网络犯罪问题的解决之道。但是“两高”也不能因为打击犯罪的现实紧迫性而草率地出台不科学的司法解释,应始终持有慎重的态度:“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应当以是否符合刑法条文本身的真实含义,是否使刑法各条文之间以及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相互协调,是否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是否使案件得到妥当处理为标准。”在传统网络造谣刑法的罪名体系中,较为常见的有包括诽谤罪在内等7个罪名。我国传统网络谣言的罪名体系7个罪名构成了我国网络谣言罪名体系的基本框架,如诽谤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如行为人如果利用网络谣言实施以上特定的犯罪,在满足犯罪构成的前提下,可以适用以上具体罪名进行处理。而在2014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考虑到网络谣言的危害性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几项条款,用以管控与整改相关犯罪行为。《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二百九十一条之第二款增设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灾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修正案(九)》为了更好的打击利用互联网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统治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2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3致使刑事犯罪证据灭失,严重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犯罪的,4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网络服务提供者”简称ISP,主体应是经过严格限制解释的,仅指注入网络服务商、公益性网站等提供网络信息服务、网络接入服务、网络平台服务等网络服务的单位[4]。《刑法修正案(九)》考虑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职业特点,个个网络平台的运作离不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支撑,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因此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谣言犯罪行为越来越复杂,但我国现有的网络谣言的罪名体系却较为简单、清晰。这种清晰简单的体系,使得网络谣言罪名体系中的具体罪名都有相应的制裁范围,但是网络谣言的犯罪行为却是复杂多变的,我国网络谣言体系不能够完全包含网络谣言的特殊种类,因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效果有一定影响。因此,我国关于网络谣言刑法规制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现有的网络谣言罪名体系仍有很多不足,使得网络谣言刑法规制出现了一系列司法困境。

(1)总体上量刑偏轻,法定刑偏轻,罪名与法定刑不相适应,刑罚种类设置不合理。

我国刑法对网络造谣行为的法定刑配置与罪名不合理,是司法困境中存在的问题之一。例如,我国刑法用以规制网络造谣行为的罪名大多是在不违反罪行法定原则、保证刑法整体语义的一致性条件下,在传统刑法的罪名体系中去探索可以进行的法律解释的最大边际,例如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从中可以看出,损害商业信誉罪、商品信誉罪的最高刑期也只有两年,但是实际上,不法分子可以通过利用网络谣言损害一个企业的商业信誉,导致一个企业的灭亡,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范,造谣者至多只需承担二年有期徒刑的刑事责任,造谣者显然可以利用其实现以最小成本击垮竞争对手的目的。综上可见,我国刑法对于网络谣言罪名体系的量刑偏低,使得造谣者造成的危害得不到与之相匹配的刑事处罚,“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而上述有违我国刑法罪责刑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另外,刑罚种类设置不合理,刑种方面只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等自由刑,缺少剥夺政治权利的资格刑及罚金刑,行为人的成本偏低,有可能造成罪行失衡的后果,可能会让网络造谣行为更加猖獗。

(2)自诉转公诉标准模糊。

在我国网络谣言的刑法罪名体系中,只有诽谤罪属于亲告罪的范畴。而亲告罪在追诉程序上严格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我国刑法第246条第2款规定:犯侮辱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但是在网络时代中,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网络谣言案件越来越常见,这样行为人想通过自诉手段提起诉讼程序维护自身权利,证据的发现、收集、保全就相对困难,难以达到立案标准,“但是如果此时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情形,公权力机关也不能及时介入,这就形成了在追诉上被害人有权利无能力、国家司法机关有能力无权力的尴尬局面”[5]。

 

六,我国刑法规制网络造谣行为的完善路径

 

当今,在利用刑法法制规制网络造谣犯罪行为时,仍然多为刑法原有的一些传统罪名,且我国对网络谣言的法律界定模糊,法条可操作性不强。虽然“两高”解释对网络谣言犯罪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司法解释并不是法律,不具备权威性与普遍适用性,不能起到很好的整治我国网络环境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逐步健全刑事法律体系,并根据司法实践的相关经验,在立法层面加以完善,才能更好的治理与预防网络造谣行为,使刑事法律体系更加严谨规范。二是增设专属罪名与提高法定刑设置,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网络谣言犯罪的复杂多变性,刑法在立法上难免具有落后性,难免出现罪责刑不相适应的情况。通过提高部分罪名的量刑幅度,在刑罚种类上增加资格刑和罚金刑,才能提高犯罪成本,对网络造谣犯罪行为起到震慑作用。最后就是要加大技术投入、道德感化与行政强制手段,在司法上对网络造谣罪进行明确与调整的同时,注重运用技术手段,将网络技术、刑侦技术,法律法规相结合,更快更好的收集证据材料,运用道德手段树立公民正确的是非观,减少网络造谣犯罪行为的发生,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治理,逐渐培养公民的思考能力与理性态度,从源头上、根本上消灭网络谣言的产生途径,通过不同手段的良性互动形成综合治理的模式,从而促进司法实践良性发展。

在网络谣言治理中,需要把握好三个原则:合宪性原则,罪行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原则。

我国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我国在对网络谣言进行规范治理的同时,不能损害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因此要坚持合宪性原则,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结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情况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为犯罪行为[6]。我们在对网络谣言进行规制与治理时,应该主动考虑刑法谦抑性原则,遵循先民后刑,将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法律保障,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使网络造谣犯罪行为得到相应的惩罚,提高犯罪成本,扼制造谣者的犯罪欲望。

总之,基于对前一时期疫情期间对网络谣言的状况及其刑法法律规制进行的思考与反思。我认为我国刑法对网络谣言犯罪行为的规制仍然存在一定缺陷,有必要不断反思、总结与进步,不断进行完善。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法制的健全,我国刑法关于网络谣言的相关问题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人们的合法权益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微博辟谣,2月22-24日重要信息汇总

[2]王磊.“抢盐风波”与媒体的“危机公关”[J].新闻爱好者,2011(19):37.

[3]于志刚.“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的适用空间——以“两高”《网络诽谤解释》的发布为背景[J].法学,2013(10):102-110.

[4]陆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及展开——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规定[J].法治研究,2015(06):61-67.

[5]于志刚.亲告罪的司法困境及其解决[J].法学,2008(05):63-77.

[6]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J].法学研究,1995(0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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