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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建雄|我认识的开国将军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

时间:2021-01-29 17:55:14   来源: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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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开国将军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

文/梅建雄

可能是朝夕相处的原因,我觉得李人林主任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比一般老人更加和蔼。

李主任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头发几乎全白,发质粗且硬,即便不作打理,也总是自然而整齐地耸立着。

他哮喘特别严重,只要走近他一米开外,便能感觉到他急促而又粗糙的呼吸声。

他从不发脾气,几乎没有脾气。他笑与不笑区别不明显,即使没笑,也总是笑的样子。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建委的南配楼三楼的平台上。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包,站在那里喘息。

我刚调兵办两天,正跑步上楼,突然碰到他。这时他还不认识我。

我径直过去开好他的办公室门。他办公室就在三楼中间,与我的住处一墙之隔。他走进来,喘息未定,坐在办公桌前问我:“小同志姓什么?”

我用家乡话答:“姓梅。”

“哪里人?”

“湖北黄梅县。”

他疑问:“黄陂县?”

“不,黄梅县。黄梅戏那个黄梅。”

他听懂了,没有作声。

他的湖北天门乡音很重,说“批”说成“呸”。加上他哮喘严重,起初听他的话很费力。

我在他的办公室角落里支了一张行军床,白洋布铺盖。有时候加班晚了,就在办公室休息。

只要他没有回家,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去甘家口给他买油条豆浆,他这种湖北的饮食习惯一点没变。

到了月初发工资,我就从中扣除开支部分,余下的交给秘书方中成。他是行政7级,每月357元多点零头,这其中含保姆费,实际工资300多一点。

我感觉他身上总没有钱。

他家住东四演乐胡同7号,是一个较大的四合院。据说过去是清宫大臣的住宅。进门是个院子,里面种植花草,旁边有个葡萄架,挨着一条走廊通往客厅。

北京入秋渐凉,李管理员带我,再叫两个兵,把入冬的取暖煤送去,车好进不好出。

卸煤的时候,李主任夫人邓阿姨走过来,揑揑我的胳膊,笑着问我:“冷么?多穿点。”“阿姨,我不冷。”我明白,这是阿姨对首长身边人的目测。

主任有五个儿子,岁数间隔不大,整整齐齐五个男子汉。

还有一个大姐,我没有见过面。她从小患有小儿麻痹,从不露面。

由此我推断,主任家的经济并不是很宽裕。

起初我见到主任,只知道他是国家建委副主任,测绘总局局长,老红军,七级干部,少将。后来听说他和张才千副总长都在李先念部任旅长。至于他作为47军政委率部入朝参战,在北京军区任过炮兵司令员,都是后来听说。

我没有问他,他也从来没有和我说过。即便只有我俩坐在抗震棚里,他也只字不提过去的事。

他的右手无名指断了一节,也许是这只手受伤的原因,他的手总是颤抖。我见过他抽过一回烟,磕烟灰的时候须使很大的力气,连同手臂向烟灰缸砸去。

我调兵办之前,有一个公务员叫尚文贤,陕西人,当兵比我早一年。我来后,两人负责五位主任的办公室卫生。同时,我还兼管机关的办公用品,文体活动票的发放。因此,我在管理处有张办公桌。

管理处长叫张盛智,同副处长都是山东人。处长不太说话,表情淡漠,我不喜欢。 有一次,处长在总值班室值班,他到建筑礼堂去看电影,电话一个劲地响。

管理处与值班室对门,我过去接电话,是中央董必武治丧委员会打来的。

那时间,周五政治学习,全体人员参加,雷打不动。

当时学习内容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

我举手发言,把张处长看电影的事捅了出去,弄得处长十分尴尬。至今想起来我深感愧疚,对不起张处长。

这件事传到了李主任那里。那天,他走到我的办公室,拉出一把椅子,坐在办公室中央,笑着对我说:“小梅,你很聪明,但不要当‘震派’,不要当‘风派’哟。”这句话几十年后我还记在心里。

李主任到兵办以后,部队发展十分迅猛。到了七六冬,兵办在阜外召开预备会,为来年的工作会议做准备。杨玉德副处长带我去搞会务。对照各部队名单安排房间,我发现当时对应各部委都有基建工程兵办公室。由国务院的副部长兼主任,下辖两三个支队(师)。部队已经发展到有21个支队(师),102个大队(团),34.8万人。

兵种机关成立在即。一派欣欣向荣,莺歌燕舞的兴旺景象。 李主任的心情特别好。一天,他走到我的住处问我:“小梅,是把你的关系转到保卫部继续跟我,还是想做点别的什么?”

我稍是迟疑了一下说:“我想学个会计,今后到地方有个饭碗。”主任听后哈哈大笑。

后来风传成立警卫连,叫我当连长。有人说进步太快。结果干部部的命令是管理处财务出纳员(副连职)。

1977年秋,基建工程兵工作会议在友谊宾馆如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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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司令员李人林将军(左)与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右)在会议主席台上

1978年初,中央批准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成立,仼命李人林为主仼(司令员),谷牧副总理兼政委。

机关各部、处都跟着水涨船高。原来兵办的老领导,能用的提升使用;不适合机关继续工作的,就近安排在北京部队,提拔使用。大家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兵部机关也由原来的国家建委,搬迁到白石桥路42号。

这里原是六支队新建的师部机关。据说是按照抗七级地震设计的。建筑材料说是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剩料。院子虽然不大,但独成一体。省得在国家建委老叫人盯着,一会儿反映兵办人下班早了,一会儿又说兵办文体活动票得了双份(建委一份,总政一份)等等。

兵种首长按大军区级别配备。陆陆续续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家部委,三总部机关调来许多领导。

机关设有四大部,除司、政、后,再加一个工程部。四大部下设二级部,部长正师。

同时又增加了文工团,体工队,招待所,农场,法院,检察院。

食堂也由原来的一个灶,增加到首长灶,干部灶,战士灶。

新盖了一个礼堂。礼堂里天天放新片、从使馆弄来的没有翻译过来的外国片。弄得到颐和园的公交车,报站也跟着改变——基建工程兵礼堂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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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人林将军(前排左起第4)同杨尚昆、万里、余秋里、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基建工程兵工作会议代表

这一时期是基建工程兵的鼎盛时期。

热热闹闹,转眼到了1981年底。这年机关搞了个春节大会餐。除了机关自己的师傅,又去北京的酒店请来大厨,光火锅摆在球场生炭,就占了半边球场。

全体官兵开开心心吃了个团圆饭。当时谁也不知道其实这是最后一个团圆饭。

过年上班,陆续传来许多小道消息,最要命的是基建工程兵撤销。

随着时间推移,这股风越传越真。到后来,大家上班几乎都在议论此事。特别是四十岁上下的干部,上有老下有小,个个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忧。

这种惶惶不安的日子过了几个月。终于有一天,管理处在黑板上出了通知,下午全体人员到礼堂开会。

那天中午所有人都没午休,早早等候在礼堂门口。下午两点,人们争先走进礼堂。兵种首长如数坐在台上。

舞台上灯光全亮。这时,李人林主任走上讲台,他喘息着坐下。他的手颤抖着,轻轻推了一下麦克风,礼堂里发出咯咯的响声。

台下一片寂静。

同志们......

一声嘶哑的呼唤,接着猛烈地咳嗽。

大家的目光一齐在将军的身上聚焦。

同志们,中央决定裁军,我们部队撤销......

——我们坚决听从中央的指挥。

——我们50多万人,我们的资产三个多亿,怎么个撤法呀?!

台下的人都伸着脖子,张着嘴,傻望着将军。每个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后路……

大厦将颠,确有征兆。

就在这当口,出了一件怪事:———“洪玲事件”。

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个活宝,她搅的机关天昏地暗,她使兵种首长几十年的生死战友反目成仇。

洪玲,门诊部眼科医生,内蒙古人。她与张孔修副主任的儿子谈恋爱。恋爱成与不成都是正常。然而,她这边不成,那边又去找文工团的孙某,并将与小张接触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孙某。孙某本是个心术不正之人,把这些似是而非的事情写信报告军委纪委。

军委纪委派人来查,首先隔离洪玲。这中间有道手续,要领导签字。本来门诊部领导或管理处领导签字足矣,偏偏叫李人林主任去签。事情弄得复杂化。

查了半天,全是莫须有的事。事已至此,真相大白,本该完事,然而,张副主任心气难平,又去反映些李主任的问题,军委纪委又反过来查。

这么一来一去,矛盾升级。一边是部队撤销,千头万绪,一边是没事找事,弄得人心惶惶。

这一段时间是兵部最黑暗的日子。回想起这一过程,我都不想去动笔触碰。我到武汉以后,仍有人去找我了解情况。我便知道这场误会还在继续。

一生投身革命,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生死之交,最后叫一个小人弄的反目成仇。悲哉!并且这个遗憾伴随着首长直到生命的终结。

我到武汉的第二年,李主任出差到武汉。从总部一起到武汉的甘景高、陈水仙和我去东湖宾馆看他。

后来我调九江武警支队工作,出差去北京,到主任的老住址见过一次。

直到1989年秋,我突然接到政治部主任夏夔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夏主任和阿姨到了庐山五一疗养院。我惊喜万分,放下电话,立即通知我的爱人,叫她接好孩子,准备上庐山。

我们刚出发,天色渐暗。接着瓢泼大雨。庐山天天大雾,下雨又加之晚上,根本看不清路。中途我要下车带路,司机小余说:“处长,不能下车,雨太大,我慢慢开,没问题。”

十公里山路,走了三个小时。见到夏主任已是晩上九点多钟。我仅仅是打个照面,就先请他休息。我回武警招待所。

次日一早,我去见夏主任。问到李主任的情况,他告诉我,李主任身体一直不好,长期住院。又说李主任的儿子建平,在家睡觉,一觉未醒。还告诉我,直政处的张罗洪在天安门动乱中误伤致死。几件事一连串给我心里猛烈撞击。

1990年,我和爱人带儿子去北京看李主任。此时他家已经搬到了军博后面的干休所,和夏主任一个院子。

我先见了夏主任,然后上李主任家。邓阿姨见到我:“稀客,稀客。”小林也在一起陪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家有子女陪同。我的印象,只要是主任或阿姨陪客,子女从来不在旁边。

邓阿姨告诉我,李主任一直住在301医院。

小林旁边补一句:“咳,就那么个大肚子,还老爱吃肥肉。”

说话间,邓阿姨叫我去看看主任的办公室。我走进里屋,上了几步楼梯,就见一张特大的办公桌,桌子中央是建平的一张二尺见方的黑白照片,旁边堆满了信件,几乎都没有拆封。我见封面是铅印的红色大字:“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

见到这种场景,我不由心里发酸。眼前的摆设,足见主任对儿子的思念。老年丧子,人生一大不幸。

下楼来,阿姨叫好了车。还是那辆大红旗。我看看熟悉的车辆,又看看陌生的司机,心里感慨万千。

到了301医院门口,一个战士走过来,小声地说:“徐帅出殡,请你们改时再来。”

回到家,我对邓阿姨说:“阿姨我先走,下午再来。”

邓阿姨几乎要站了起来:“什么话?来了就要吃饭。”

吃过饭,稍是休息,我们再次出发。邓阿姨领着我们走到病房门口,立住了脚,她给护士使了个眼色,自己走了进去:“老头子呀,你看谁来了?”

李主任坐在一把靠椅上,鼻子下面接着氧气,拖着的塑料皮管足有三米多长。一个小战士坐在旁边。

他睁开眼,定了定神,露出了微笑:“小梅呀,你来啦?”

他看看我的孩子和夫人,接着又问:“那是媳妇和孩子吗?”

我急忙走上前去拉着他的手:“是的。主任您好吗?我来看您来了!”

他痛苦地摇了摇头,指着旁边的沙发叫我们坐下。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工作,问我家里可好,他叫我多住几日。我们断断续续说了许多话。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主任。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办公桌上的军报头版有张照片,似曾相识。仔细一看,是带有黑框的李主任1955年授衔时将军照。再看旁边的消息,我的眼已经模糊。

我抱着报纸,走到办公室头边的菜地,对着山坡放声大哭……

全文转自:“基建工程兵”公众平台,题目做了改动,特此声明并予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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